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（简称“中国外文局”）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，当时的名称为国际新闻局。它与新华社同属新闻总署，并在一起办公，人员不到百人，但外文力量极强，播发英语新闻（文播与口播），出版英语《人民中国》半月刊，翻译出版各种书籍，管理外国记者等。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差，但同志们士气昂然，大家感到解放了，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。 初创的国际新闻局，出现过众多的高级翻译，为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。 杨承芳是老革命，1930年代曾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工作。时任国际新闻局编撰处处长，领导翻译出版了毛主席的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，的《论员的修养》等著作。1958年，《北京周报》英文版创刊，他作为该刊的总编辑，撰写了许多英文社论，其文字之精彩为外文专家所称道，当他们听说杨从未出国学习过时，更是惊叹不已。我曾问过杨本人，他是如何做到的。他说自己用的是“一种刻苦的办法”，即将英国《》（The Times）和美国《》（New York Times）的社论译成中文，隔一段时间后，再从中文译回英文，之后找出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差距，研究如何掌握用英语习语（idiomatic English）来表达，如此反复练习，积少成多。我理解，这是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。对我这个当时的年轻人来说，是上了一次毕生难忘的大课。 方钜成是斐济华侨，曾在香港上中学，后入北平清华大学，毕业时恰逢抗战，即赴昆明。之后前往印度为塔斯社工作，后又去英国BBC广播电台工作。解放后回国加入国际新闻局，为《人民中国》撰稿。他的英文水平为同志们所公认。我曾同他一起借调到外交部，翻译副部长伍修权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。参加者分头各译几段，他翻译得又快又好，得到大家的赞赏。五、六十年代，他参加毛选的翻译和定稿，水平也是公认的。这期间我们在《北京周报》共事，曾分头撰写《每周大事述评》及《国际时事述评》。他出差时，我代他撰写，我出差时他代我撰写。他的与人为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虽已退休，凭着对周总理的仰爱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他与夫人姜桂侬撰写出英文版《周恩来传》，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。国内读者纷纷要求出中文版，1989年他们又在英文版基础上加以整理出版中文《周恩来传略》，广受欢迎。 唐笙（女）194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，1944年入英国剑桥大学进修，后曾在联合国从事口译工作，1951年回国，进入国际新闻局。1952年我国举办亚太和平会议。这是我国建国后第一次主办国际会议，会场设在怀仁堂。她领导我们一些年轻人进行英语口译工作，并在筹备时认真传授经验。那时人们从未见过口译设备，是她向工程师介绍口译箱的原理，然后建成必要的设备。会议期间，凡是难做的口译工作，均由她负责。1956年，她又一次带领我们参加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英语口译工作。她的口译水平和负责精神再次受到会议代表和领导人的赞赏，陈毅等同志还专门到我们工作处慰问。她曾是《中国文学》（Chinese Literature）的副总编。70年代我国重返联合国，她回到该组织负责领导我国的英语口译班子。回国后被聘为国务院参事。201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。她无愧为我国英语会议同声传译的创始人。 沈江是又一个自学成才的例子。他大学毕业后自学俄语。1951年，《人民中国》俄文版创刊，沈江和一些年轻人参加工作。他全身投入，勤奋好学，因此进步很快，几年内就有了突出表现，深为苏联专家泰勒（原名Perevotyro，苏联科学院院士）所称道。俄文版停刊后，他一直在外文出版社的翻译部门工作，成了一位专家，担任外文社俄语组组长。他为人谦和，少说多做，具有极高的人品。 康大川原任国际新闻局人事科科长。1953年《人民中国》日文版创刊，他担任该版主编，人们才逐渐了解他。康大川原籍台湾，曾留学日本，抗战时加入地下党，在重庆日本战俘营工作。他是一位日本通，不仅日文好，而且了解日本，善于和日本专家合作，因为作风麻利，被人们戏称为“康霸”。当时在日文版工作的年轻人中还有刘德有，他在“文革”时担任新华社驻日记者，后任外文局副局长、文化部副部长，也是一位日本通和日文翻译家。 马节是位德文翻译。抗战时赴德留学，因欧战而长期滞留德国，并与德国女子结婚。回国后曾在广州某大学执教，国际新闻局成立后加入，参加过许多局内外的翻译活动。我有一段时间与他同在东城居住，同乘一路公共汽车上班，因而对他有些了解。马节为人热情诚挚，对德国十分了解。我长期从事国际报道，曾听他介绍对德国人和德语的看法，颇受启发。马节之德译文，十分地道，颇有特色。他于“文革”后退休，携妻女赴德国定居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关心祖国的改革开放，经常给我们写长信（有时长达十数页）介绍自己的心得，其爱国之心，让人感动。他能每天盯着桌上那张中国地图看许久，了解国内的变化。 国际新闻局人才辈出，此文不可能全面地加以介绍。像刘尊棋（副局长，后任《中国日报》首位总编辑）、萧乾（《人民中国》副总编）、爱泼斯坦（改稿人，改革开放后任《中国建设》总编）、陈依范（改稿人，《人民中国》副总编）等人都是国际名家，他们既是翻译家，又是名记者和作家，当时曾负责翻译定稿或改稿工作，为我国翻译和对外传播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。 国际新闻局的任务是对外传播，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文，而且要用流畅的外语加以表达，加之内容涉猎广泛，时间紧任务重，早期的翻译工作者们艰苦奋斗，进取创新，成绩斐然，值得后人尊重与学习。尊龙凯时官方入口
